一代通儒饶宗颐耕耘过的那些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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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的去世，引发学界和大众的团体思念。饶先生以学识渊博著称，大众或专家难以全面了解饶先生的学识，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关于饶先生的学术奉献，网络上已有不少资料，或夸张，或误读，或诽谤，亟待拨乱反正。笔者此前屡次通读过饶先生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北新文丰出书公司2003年、我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9年版），环绕“饶学”也编撰过多篇论文，对饶先生的学识算是略知一二。

饶先生的著作触及国学（或饶先生所称“华学”）的各个范畴，其《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育”“史学”“中外联络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卷。当然，这种区别是权宜之计，所谓的“国学”在许多时分处于混融状况，难以细分。饶先生的治学时刻跨度很长，又是国学各范畴的重要见证者和参加者，因此看待饶先生的学术奉献，天然要从学术史的视点动身加以审视。

以下暂将饶先生的治学范畴分为“史前文字学”“甲骨学”“书籍学”“帛书学”“金石学”“敦煌学”“言语学”“目录学”“经学”“方术”“史学”“前史地舆学”“地域文明”“中外沟通史”“文学史”“龙学”“选学”“楚辞学”“赋学”“词学”“道教史”“释教史”“绘画史”“书法史”“音乐史”二十五个类别，别离予以简介。

一、史前文字学

饶先生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上海书店出书社2000年、株式會社アルヒーフ2003年版）一书中提出打开“史前文字学”研讨的想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端，饶先生就我国新石器年代各区系的描写符号宣布一系列文章，并结合西亚、南亚等地的域外资料加以谈论。在这方面，饶先生以及李学勤等先生都是以古文字学家的身份上溯汉字的前身，做出了开辟性的奉献。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对我国史前描写符号的资料进行了开端的收拾和较为归纳的研讨，美籍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以为该书“实为史前文字学和字母学在我国学术界拓荒先河之作”。21世纪以来，史前描写符号的研讨进入归纳研讨阶段（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作业为代表），而饶先生的论著作为此项作业的先声，自有其特别含义。

饶先生在史前文字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钱存训《评饶宗颐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文献》1999年第2期）、李学勤《文字来源研讨的新视界》（《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书社2001年版）、陈民镇《“史前文字学”的想象与实践——饶宗颐先生与史前描写符号研讨》（《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书社2016年版）。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二、甲骨学

众所周知，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世称“甲骨四堂”。因为饶先生字选堂，故有人誉之为“甲骨第五堂”。据饶先生的前期弟子、闻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回想，这种说法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闻名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讨中心主任刘钊先生指出：“归纳看来，在甲骨学研讨方面，饶宗颐教授的奉献足以与甲骨学研讨的四位大师，即所谓‘甲骨四堂’相并排而成为甲骨学研讨史上的‘第五堂’。”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1959年、1996年、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版）是饶先生甲骨学的代表著作。该书建议“分人研讨法”，即以甲骨卜辞的操作者——贞卜人物为切入点，对甲骨卜辞打开体系的收拾研讨，在资料的收拾和文字的考释方面多有创获，“于甲骨研讨专辟新境，书中蕴涵的种种理念，至今尚对学人广有启迪”（李学勤先生语）。该书与陈梦家先生所著《殷虚卜辞总述》（中华书局1956年版）均为20世纪50年代甲骨学集大成之作，可谓“50年代甲骨学之双璧”，饶先生也因此荣获1962年有“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

饶先生承继王国维以来卜辞证史的研讨取向，经过甲骨文的资料探求上古史，这方面的作业从1940年连续到21世纪初，其晚年的相关论著首要见于《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证明》《西南文明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舆与三星堆、金沙文明》二书。此外，饶先生致力于收集流散海外的甲骨文资料，编有《巴黎所见甲骨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日本所见甲骨录》《海外甲骨录遗》等。饶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香港中文大学出书社1989—1999年版）是一套大型工具书，近来此书的首要编纂者沈建华女士收拾出书了《饶宗颐甲骨书札》（中西书局2017年版）一书，生动呈现了这一作业的始末。

饶先生在甲骨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沈建华《记饶宗颐甲骨文研讨》（《社会科学报》1992年6月11日）、陈炜湛《饶宗颐先生之甲骨文研讨——为道贺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而作》（《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年版）、刘钊《谈饶宗颐教授在甲骨学研讨上的奉献》（《我国图书谈论》2010年第3期）。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三、书籍学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书籍是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我国新发见之学识》一文所罗列的五大新资料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端，饶先生开端进入汉简研讨。在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尹湾汉简等资料发现之后，饶先生参加谈论，就其经学、文学史、数术等方面的价值加以抉发。他还曾约请当今闻名书籍学专家李均明先生协作，一起完成了《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两种著作。

楚简研讨方面，饶先生可谓前驱。1953年，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发现一批楚简，饶先生就此宣布了《战国楚简笺证》《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战国楚简笺证》《楚简续记》，它们是楚简研讨最早的一批论著。尔后连续发现的资料如九店楚简和包山楚简，饶先生也活跃参加谈论。20世纪末，郭店简、上博简两批战国楚简问世，引发书籍研讨的高潮。饶先生虽已年届耄耋，亦参预其事。饶先生曾检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收藏《缁衣》零简，该简可与上博简《缁衣》相联络。饶先生就郭店简《老子》《太一生水》《语丛》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诸篇宣布了一系列论文，大多已见于沈建华女士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证明》（上海古籍出书社2005年版）一书。饶先生晚年仍非常注重上博简的研讨，他主编的《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一书于2012年由安徽大学出书社出书。

秦简方面，饶先生与曾宪通先生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讨》（香港中文大学出书社1982年版），首度对秦简《日书》打开体系研讨。其时尚无明晰图版，学界对数术类文献还缺少知道，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以后相似《日书》的资料不断发现，饶先生此书奠定了重要根底。此外，饶先生就云梦秦简谈论秦代文学，结合放马滩秦简评论数术问题，等等，多有创见。关于21世纪初发现的里耶秦简，饶先生亦参加谈论。

饶先生在书籍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李均明《饶宗颐先生与简帛学》（《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书社2004年版）、刘乐贤《饶宗颐与简帛研讨》（《博学多才》2010年第3期）、曾宪通《选堂先生与秦汉时制研讨》（《饶学研讨》第2卷，暨南大学出书社2015年版）。

《云梦秦简日书研讨》

四、帛书学

书籍学与帛书学又合称“简帛学”。现在的帛书资料，首要是子弹库楚帛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饶先生均为重要的研讨者。

饶先生1954年宣布《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1958年出书《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即投身于楚帛书的研讨。尔后，饶先生不断环绕楚帛书打开谈论，在摹本的刊布、文字的释读、性质及内在的提醒方面均有杰出效果。他与曾宪通先生合著的《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是一次重要总结，在该书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时饶先生又结合新资料加以修订。在楚帛书研讨范畴，饶先生无疑是绕不开的人物。

马王堆帛书方面，在资料宣布之初，饶先生便环绕帛书所见《周易》打开谈论，其观念有重要影响。尔后，他环绕马王堆帛书宣布了一系列论文，触及易学、方术等方面。

饶先生在帛书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周世荣《浅谈饶宗颐先生对湖南出土竹帛书的研讨》（《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书社1996年版）、李均明《饶宗颐先生与简帛学》（《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书社2004年版）、陈松长《饶宗颐先生与马王堆帛书研讨》（《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年版）。

《楚帛书》

五、金石学

饶先生对金石学素有研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便不断宣布有关青铜铭文、石刻碑碣的论文。他与曾宪通先生合著的《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讨》（香港中文大学出书社1985年版）一书对曾侯乙墓编钟的文字释读、音乐史含义、美学意涵、天文学布景等方面打开研讨，是关于曾侯乙墓编钟研讨的重要著作。饶先生兼具古文字和古乐的常识布景，在铭文释读方面多有打破。此外，饶先生所编《星马华文碑文系年》《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等论著，则将金石学的视界拓宽至域外，开海外金石学之先河。

饶先生在金石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王素《略谈选堂先生对东南亚华文碑文收拾的功劳——从<星马华文碑文系年>说起》及任昉《略谈选堂先生对墓志收拾的奉献——以<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为中心》（《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建立十周年庆典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书社2016年版）。

《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讨》

六、敦煌学

2010年8月8日（也是笔者22周岁生日），笔者有幸参加在敦煌举办的“道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世界学术研讨会”。寿宴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前举办，来自国内外的敦煌学学者群英荟萃，可见饶先生在敦煌学范畴的极大声威。

遭到叶恭绰先生的影响，饶先生对敦煌学发生爱好。20世纪50年代初，饶先生得到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所获敦煌写卷的微缩胶卷，然后把握许多一手资料。在此根底上，饶先生对敦煌写卷《老子想尔注》打开研讨，奠定了他在敦煌学的位置。60年代，饶先生借在法国拜访、研讨的时机，接触到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获敦煌写卷，饶先生因此写出《敦煌曲》《敦煌白画》等重要著作。此外，饶先生首先刊布并研讨敦煌写卷《文心雕龙》《文选》等文献，并对敦煌琵琶谱、书法、绘画、宗教、言语、前史、数术等方面的资料均有研讨，先生的书画创造亦多取材于敦煌。

值得一提的是，饶先生长时刻为敦煌学人才的培育、敦煌石窟的维护、敦煌学研讨项目的打开、敦煌学书刊的出书等作业而奔波，赢得了学者们的一起尊重。

饶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朱凤玉《饶宗颐先生与敦煌文学研讨》（《敦煌吐鲁番研讨》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荣新江《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讨》（《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书社2009年版）、陈民镇《从敦煌学史的视域看饶宗颐先生的敦煌学效果》（《饶宗颐研讨》第2辑，暨南大学出书社2012年版）。

《敦煌曲》

七、言语学

饶先生仍是我国悉昙学研讨的前驱。所谓“悉昙（siddhām）”，指在唐曾经传入我国的悉昙体字，是其时所称的狭义梵文，对我国古代言语学有深远的影响，反切、等韵学便与其休戚相关。有感于王力《我国言语学史》等言语学论著对这方面注重缺乏，饶先生穷三十年之功，添补我国悉昙学研讨的空白（日本学者较早注重悉昙学）。饶先生编集《悉昙经传：赵宦光及其<悉昙经传>》一书，为学界供给重要资料。其相关论文后聚集为《中印文明联络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序言》（香港中文大学我国文明研讨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一书，就悉昙体字对我国古代言语学的影响作了一系列的谈论。如否定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的观念，如将悉昙传入我国的时刻提早，等等，均富于高见。

饶先生在言语学或悉昙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李新魁《梵学的传入与汉语音韵学的打开——兼论饶宗颐先生对梵学研讨的奉献》（《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书社1996年版）、谭世宝《略论饶宗颐与今世悉昙学研讨——兼略评当今一些误论》（《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年版）。

《中印文明联络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序言》

八、目录学

饶先生极为注重目录学，他说：“能够说我的许多学识的打开，榜首把钥匙正是目录学”，“我做学识是很注重根柢的……了解目录学能够使你的学识做得很精细、很厚实，有旁搜远绍、得心应手的优点。”目录学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是治学的根基，历来为学者所重。饶先生的父亲饶锷是位儒商，饶先生尚是少年，饶锷老先生便驾鹤仙去，留下了《潮州艺文志》的未完稿。饶先生发奋续写《潮州艺文志》，因此年少成名。能够说，饶先生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就是一部目录学著作。这以后他宣布的《新莽艺文志》《楚辞书录》《词籍考》等论著，均为目录学方面的力作。

饶先生在目录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唐小海《饶宗颐先生目录学浅析——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有感》（《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6年第5期）。

《潮州艺文志》

九、经学

饶先生在经学方面的奉献，杰出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面临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饶先生2001年11月2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留念论坛上提出了“新经学”的想象，展望21世纪将是我国“文艺复兴”的年代，建瓴高屋，至今仍有启示含义；

其二，饶先生着重以“礼”为切入点探求我国传统文明，对立以“萨满主义”研讨前期前史，就礼学编撰了一系列论文，并经过卜辞资料探求“殷礼”；

其三，经过出土文献研讨《诗经》《周易》《尚书》等经典，尤其是在易学方面，如康复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摆放、对数字卦的谈论等，多有创见；

其四，关于经学史的研讨，如对宋代、明代经学的谈论。

饶先生在经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游志诚《饶宗颐<易经>学述论》（《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书社2016年版）、彭林《饶宗颐先生推动经学重建的几件往事》（《文汇报》2018年2月23日）。

十、方术

方术相关于经术，归于“小道”，曩昔长时刻未能得到应有的知道。从出土文献下手研讨方术，饶宗颐、李零等先生是重要的开辟者。饶先生环绕楚帛书、马王堆帛书、秦汉简、敦煌写卷等资料打开的研讨，多触及方术，取得了一系列打破性的展开。如饶先生最早就云梦秦简《日书》打开体系研讨，可谓出土方术类文献研讨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的一些创见，为后来的一些资料（如放马滩秦简）所证明。

饶先生在方术方面的研讨，可拜见刘乐贤《饶宗颐与简帛研讨》（《博学多才》2010年第3期）、曾宪通《选堂先生与秦汉时制研讨》（《饶学研讨》第2卷，暨南大学出书社2015年版）。

十一、史学

史学在饶先生的学术研讨中占有重要位置，杰出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根底上，将有文字的出土资料和没有文字的出土资料加以区别，提出“三重证据法”，尔后又在此根底上扩大为“五重证据法”（什物、甲骨及金文资料、经典资料、民族学资料和番邦古史资料），饶先生在先秦史范畴所做的许多作业均可见其对“五重证据法”的实践；

其二，饶先生青年时期致力于新莽史的研讨，且有编撰《新书》的方案，后来因史学观念的改动，未能继续，后来他与李均明先生协作《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归于饶先生所掌管的“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项目），经过汉简勾稽汉代史事，可视作其早年想象的另一种连续；

其三，饶先生史学观念的改动，详细遵循于《我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我国史学观念评论之一》（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台北宗青图书出书公司1979年、上海远东出书社1996年、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该书是史学理论范畴的力作；

其四，留意研讨思想、观念、崇奉的变迁，对原始宗教多有评论，致力于提醒古史演进的年代布景。

饶先生青年时期得到疑古派首领顾颉刚先生的欣赏，但后来他的古史观有所改动，由“疑古”而“走出疑古”，逐步走上了“罗王之学”以卜辞等出土资料证史的路途。在古史观方面，他与李学勤先生有着附近的旨趣。

饶先生在史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沈建华《饶公与新古史辨》（《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书社2004年版）、谢贵安《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讨的学术奉献——<我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讨》2005年第2期）、曾宪通《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与多重证据法的归纳运用——兼谈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古文字研讨》第26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

《我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十二、前史地舆学

饶先生是我国前史地舆学重镇——禹贡学会最年青的会员，其时先生未及弱冠。饶先生一方面研讨当地史地，另一方面又参加到其时干流前史地舆学界的谈论之中，在《禹贡》上宣布了一系列文章。咱们知道，七册《古史辨》是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的见证，实际上《古史辨》还有第八册。其时顾颉刚先生将此重担交给饶先生，书稿已成，但毁于战乱。这一册首要谈论的是前史地舆问题，又称“古地辨”。近来中华书局依据其时的目录加以康复，行将出书。

《楚辞地舆考》（商务印书馆1946年、台北九思出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是饶先生的前期著作，开辟了楚辞地舆学的研讨。该书的写作，首要针对钱穆先生《<楚辞>地名考》“屈原放居汉北”的建议以及将《楚辞》中地名尽量北移的做法。其时包含游国恩、方授楚、饶宗颐等在内的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是为楚辞学的一大公案。饶先生在前史地舆学方面的研讨，从潮汕史地和《楚地》地舆下手，后又经过甲骨卜辞等出土资料研治上古地舆，这方面的论文首要收入《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证明》《西南文明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舆与三星堆、金沙文明》二书。一起，他还将前史地舆与文学史相联络，如对李白出生地碎叶的考证。

饶先生在前史地舆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曹锦炎《甲骨文西南部族地舆的新知道——读选堂先生新著<西南文明创世纪>》（《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与二十世纪楚辞学》（《饶学研讨》新版第2辑，暨南大学出书社2015年版）。

《楚辞地舆考》

十三、地域文明

饶先生未及弱冠续完其父饶锷遗著《潮州艺文志》，开端踏上学术舞台。饶先生青年时期首要研治潮汕区域的乡邦文献和前史地舆，并担任《潮州志》总纂，是“潮学”的重要奠基人。这以后饶先生的学术爱好虽有搬运，但一向注重潮学研讨，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潮学的把舵者。饶先生经过当地史志的研讨逐步渐入干流学术界，更为重要的是，当地史志虽是地域之学，但因为归纳性强，触及前史、地舆、经学、文学、目录诸方面，饶先生的常识结构也因此开端建立。

除了潮学，饶先生也是楚文明研讨的前驱之一。饶先生在1969年便宣布《荆楚文明》一文，正式提出“楚文明”这项研讨课题。他在《楚辞》、楚帛书、楚简、楚地青铜器、楚史、楚地地舆等方面的研讨，均奉献卓著。此外，饶先生还对西南文明、吴越文明等地域文明打开研讨。

饶先生在地域文明方面的研讨，可拜见郭伟川《饶宗颐教授与“潮州学”》（《饶宗颐潮汕当地史论集》，汕头大学出书社1996年版）、曾宪通《选堂先生与荆楚文明研讨》（《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书社199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与地域文明研讨》（《地域文明研讨》2018年第1期）。

《饶宗颐潮汕当地史论集》

十四、中外沟通史

饶先生连续沈增植以来的治学途径，极为留意中外沟通史（或称“中外交通史”）。饶先生所发起的“五重证据法”，“番邦古史资料”是其间之一。关于世界范围内“提问”的文体、印度文明对我国言语及宗教的影响、中外天文学常识的联络、中外马车的异同、中外史前描写符号的比较等问题，饶先生均有所谈论。

饶先生还测验译介近东史诗和古印度吠陀文献，为国内学人供给重要域外资料。眼下正热的“一带一路”，饶先生能够说是重要的开辟者。关于“汉前丝绸之路”，先生亦有长时刻的注重和探求。饶先生仍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学者之一，并对“海上丝绸之路”有继续的研讨。关于“西南丝绸之路”，饶先生也宣布了不少论著。饶先生曾游历、任教于南亚和东南亚，对我国与南亚、东南亚诸国的文明沟通也多有研讨。

饶先生在中外沟通史方面的研讨，可拜见荣新江《饶宗颐教授与丝绸之路研讨》（《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书社2016年版）、陈民镇《交织视界中的中外交通——饶宗颐与中外沟通史研讨》（《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5期）。

《新加坡古事記》

十五、文学史

饶先生曾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且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创系系主任，长时刻活泼于古典文学教育和研讨的前沿。他以为“全部之学必以文学植基，不然难致使弘深而通要眇”，极为注重古典文学的研讨，一起也创造了许多的诗、词、赋、骈文，学术研讨与文学创造相得益彰。他的不少文学史论文现已收入《文辙——文学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一书。

饶先生对文学史的研讨，上起先秦，下迄明清；诗、词、赋、小说、戏剧等文体，均有触及。他对文学史的研讨，亦多饯别其史学上的“五重证据法”，如据甲骨文谈论卜辞文学，据出土简帛谈论孔子诗论、秦代散文、稗官、唐勒赋等问题，再如据域外资料谈论世界范围内的“提问”文学、拜火教等宗教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影响、谢灵运等诗人对梵文的承受，等等，均新意迭出。

饶先生在文学史方面的研讨，可拜见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讨述略》（《饶学研讨》第3卷，暨南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

《文辙——文学史论集》

十六、龙学

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空前绝后的体系性文论著作，研讨者甚众，世称“龙学”，饶先生是香港区域龙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初，饶先生取得斯坦因敦煌收集品的微缩胶卷，并提醒其间的《文心雕龙》残卷。1954年，饶先生宣布《〈文心雕龙〉与释教》一文，申论《文心雕龙》与释教的联络。关于这一问题，饶先生在后来的《〈文心〉与〈阿毗昙心〉》《〈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论四声说与悉昙之联络兼谈王斌、刘善经、沈约有关诸问题》等文章中有进一步谈论。《文心雕龙》与释教之间的联络，经过饶先生等学者的证明，已渐成一致。1962年，饶先生主编《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金禧留念特刊》之《文心雕龙研讨专号》，收入了先生《〈文心雕龙〉探源》《〈文心雕龙〉集释：原道榜首》《刘勰文艺思想与释教》《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跋》《六朝文论摭佚——刘勰曾经及其一起之文论佚书考》诸文，并刊布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图版，是这一宝贵资料的首度问世，嘉惠学林。

饶先生在龙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郭景华《饶宗颐<文心雕龙>研讨述略》（《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书社201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讨述略》（《饶学研讨》第3卷，暨南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

十七、选学

“选学”即研讨昭明太子《文选》之学。隋唐以降，选学蔚为显学，有所谓“《文选》烂，秀才半”之说。尤其是清代，“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文选》是其时常识分子的必读书。“新文明运动”以来，选学陵夷，乃至被视作“选学妖孽”。饶先生“幼嗜文学，寝馈萧《选》”，在进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教育《文选》课程，“以此书教育上庠历三十年”，这也是先生“选堂”之字的由来之一。

1957年，饶先生宣布《敦煌本〈文选〉斠证》，搜访英、法藏敦煌写卷，对敦煌写本《文选》作开端校证，是“榜首篇对敦煌写本《文选》进行全面介绍和深入研讨的重要论文”（徐俊先生语）。饶先生1965、1966年在法国巴黎会集研讨敦煌写卷，并有撰作《敦煌本文选》的方案，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完成。后来在荣新江先生的帮忙下，饶先生所编著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版）出书，著录敦煌写本31件、吐鲁番写本4件，是为榜首部全面收集世界各地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并影印出书的著作。在此前后，学术界呈现了一批重要的选学著作，《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出书则为选学在新时期的打开奠定了根底。

饶先生在选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孙少华《饶宗颐先生<文选>研讨的效果与启示——以氏著<文选卮言>为中心》（《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书社2016年版）、游志诚《饶宗颐文选学评述》（《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建立十周年庆典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书社201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讨述略》（《饶学研讨》第3卷，暨南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

十八、楚辞学

前文现已说到，饶先生早年以《楚辞地舆考》著称，即已进入楚辞学。饶先生于1956年出书的《楚辞书录》一书，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曾经楚辞研讨的论著，是现代榜首部归纳性的楚辞学目录（这以后有姜亮夫等先生的相似著作）。1978年，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题为《楚辞学及其相关问题》的退休讲演，正式提出“楚辞学”的概念。此外，饶先生《楚辞与词曲音乐》（香港大学中文系1958年版）一书谈论楚辞与词曲音乐的联络，据出土文献与域外资料研讨楚辞，等等，均值得注重。

饶先生在楚辞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陈民镇《饶宗颐先生与二十世纪楚辞学》（《饶学研讨》新版第2辑，暨南大学出书社2015年版）。

《楚辞书录》

十九、赋学

赋学与选学相同，一度堕入为难的地步。饶先生在1975年宣布的《选堂赋话》中指出：“赋学之衰，无如今天。文学史家直以冢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在饶先生等学者的尽力下，赋学逐步复兴。在第二届世界赋学研讨会实非上的讲演中，饶先生慨叹“时至今天，赋学重兴，始料所及”，并提出赋学研讨的几项新课题。饶先生在赋学方面的研讨，杰出表现在经过出土书籍和敦煌写卷钩沉索隐，为学界供给新资料和新思路。

饶先生在赋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刘涛：《论饶宗颐<选堂赋话>中的赋学批判》（《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何祥荣《从<选堂赋话>看饶宗颐的赋学根源论》（《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建立十周年庆典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书社201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讨述略》（《饶学研讨》第3卷，暨南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

二十、词学

饶先生在词学范畴的研讨，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香港帮忙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1965年，饶先生受法国汉学权威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之邀前往巴黎，后来1971年以中、法两种文字出书的《敦煌曲》就是他们协作的重要效果。该书经过法藏敦煌写卷及英、俄藏写卷对敦煌曲打开体系的评论。敦煌曲与词的联络，引发饶先生与任二北等先生的论争，相关文章后收入饶先生《敦煌曲续论》（台北新文丰出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

饶先生还致力于从目录学视点打开词学研讨。早在1959年，饶先生便宣布《宋词书录解题稿》。他后来的《词籍考》（香港大学出书社1963年、中华书局1992年版）一书对唐五代至金元的词集加以全面的考订和剖析，是词学范畴的名著。此外，饶先生还编集《景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李卫公望江南——词学秘籍之一》，为学界供给根底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将编纂《全明词》的使命归到饶先生名下，《全明词》（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在2004年终究问世，添补词史文献收拾研讨的一大空白。关于清词，饶先生也有一系列重要论文宣布。

饶先生在词学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杨成凯《词学研讨的一座丰碑——评饶宗颐〈词集考〉》（《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王志鹏《饶宗颐先生与敦煌曲研讨》（《饶学研讨》新版第1辑，暨南大学出书社2014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古典文学研讨述略》（《饶学研讨》第3卷，暨南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

《词籍考》

二十一、道教史

《（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上海古籍出书社1991年版）奠定了饶先生在道教史范畴的重要位置。该书首度刊布并体系研讨敦煌写本《想尔注》残卷，添补了汉末道教史资料的空白，初次将一部敦煌道书与相关的道教史布景紧密结合，可谓道教史研讨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还引发了欧洲的道教热，索安（Anna Seidel）、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西方闻名道教研讨者深受其影响，施舟人更是尊饶先生为道教文献研讨的开辟者。尔后，饶先生继续推动《想尔注》的研讨，并注重敦煌写卷《登真隐诀》、道教与楚文明的联络等问题。

饶先生在道教史方面的研讨，可拜见施舟人《饶宗颐先生的<老子想尔注>研讨和世界道教育的打开》（《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笔墨轩出书公司1997年版）。

《老子想尔注校笺》

二十二、释教史

受家学影响，饶先生少年时期便开端倾慕梵学，素喜打坐参禅，并以释教思想观照世界。最近饶先生的丧礼，即以释教方式举办。早在1948年，饶先生便宣布《秦时释教传入我国说驳议》一文，进入释教史的研讨。敦煌石窟是梵学宝库，饶先生作为敦煌学我们，环绕敦煌写卷对释教史打开一系列的研讨，如对佛经写卷的考订、对禅宗史的研讨等。饶先生极为注重释教对我国言语、文学、艺术的影响，将释教史研讨归入文明史的视界之中。饶先生的相关论文，多见于《饶宗颐梵学文集》（香港六合图书有限公司2013、北京出书社2014年版）一书。

《饶宗颐梵学文集》

二十三、绘画史

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之后，开端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当然，饶先生对帛画、敦煌岩画及白画、明末清初文人画等方面早有研讨，且饶先生自幼研习绘画，学术与艺术创造两者相互促进。饶先生在绘画史方面的研讨效果，多收入其《国画史论集》（台北时报文明出书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一书。在绘画史研讨中，饶先生亦遵循其史学上的“五重证据法”，经过考古发现勾稽我国前期绘画，并留意与域外图像资料相比较。饶先生《敦煌白画》（1978年出书于巴黎，2010年又刊行中文版、英文版和日文本）一书研讨敦煌石窟白描著作，创始敦煌白画研讨的新范畴，更为绘画史供给一批新资料以及新的研讨视点。

此外，饶先生留意研讨文学与绘画之间的交互影响，并对文人画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文人画有继续的评论。饶先生曾对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行迹及《富春山居图》的临本加以研讨，结集为《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香港中文大学我国文明研讨所文物馆1975年版）一书。饶先生的绘画著作，多罗致敦煌、元四家等研讨目标的精华，晚年更倡议“西北宗”，构成独具匠心的画风。

饶先生在绘画史方面的研讨，可拜见薛永年《试论饶公的画史研讨》（《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年版）、郭景华《观看之道：作为精力史的艺术史》（湖南人民出书社2010年版）、陈民镇《新资料与新格局——饶宗颐艺术史研讨的史料观与方法论》（《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国画史论集》

二十四、书法史

饶先生自幼研习书法，众体皆擅。自从事学术研讨以来，先生对书法史亦多有研讨。早在1958年出书的《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一书中，饶先生便开端注重楚帛书的书法。在1985年出书的《楚帛书》中，饶先生则以专节谈论楚帛书的书法艺术。面临世纪之交不断发现的楚简资料，饶先生活跃发起楚简帛书法的研讨，并提出“楚简书法大字典”的研讨方案。在《饶宗颐五体书法：篆·隶·楷·行·草》（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一书的跋中，饶先生便着重：“近百年来，地不爱宝，简册真迹，更能发人神智。清世以碑本为二学。应合此为三，以成鼎足之局。治书学者，可不措意乎？”饶先生对敦煌写卷的书法也多有研讨，早在1965年，饶先生便宣布《敦煌写卷之书法》一文。饶先生以为“敦煌艺术瑰宝，法书应占首选，不独绘画罢了也”，1983年至1986年，日本二玄社出书了饶先生所编《敦煌书法丛刊》29大册，集敦煌书法之大成。此外，饶先生对传统碑本和书家亦多有考论。在书法史研讨的根底上，饶先生的书法创造吸收金石、简帛笔意，熔铸为自成一格的“饶体”。

饶先生在书法史方面的研讨，可拜见赵声良《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点评》（《敦煌研讨》1995年第1期）、林锦江《从饶宗颐教授书法艺术理论的发微到饶宗颐教授书法艺术欣赏》（《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建立十周年庆典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书社2016年版）、陈民镇《新资料与新格局——饶宗颐艺术史研讨的史料观与方法论》（《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敦煌书法丛刊》

二十五、音乐史

前面现已说到，饶先生《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讨》一书就曾侯乙墓编钟的音乐史价值加以抉发。此外，他就贾湖骨笛等考古资料打开谈论，将我国音乐史进一步上溯。饶先生善奏古琴，关于琴学也素有研讨，见于其《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古琴的哲学》等论著。饶先生在敦煌琵琶谱方面的研讨，更是具有开辟性。

饶先生在音乐史方面的研讨，可拜见陈应时《论饶宗颐的敦煌曲谱研讨》（《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年版）、龚敏《饶宗颐先生的琴学初探》（《琴学荟萃——第四届古琴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14年版）、陈民镇《新资料与新格局——饶宗颐艺术史研讨的史料观与方法论》（《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在做完上述整理之后，笔者不得不再度敬服饶先生执着的治学精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他在各个范畴的研讨，并非浅尝辄止，而是都有深耕的明晰轨道和值得大书特书的论著。而能在这么多范畴内一起有如此高的效果，能够说再难举出第二人。每当饶先生的祝寿会议，便会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群英荟萃，规划之大、层次之高都极为稀有。不同范畴的一流学者聚在一起，这种画面可遇而不可求。学者们都怀着对饶先生的敬重之情——不独他在上述各范畴的辛勤耕耘，还在于他为我国传统文明复兴而奔波的不懈尽力。

饶先生的学术阅历和治学特色，详见拙作《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明的人去了——吊唁饶宗颐先生》（《中华读书报》2018年2月14日，第7版）。网上有人对饶先生一味进犯，混淆视听，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驳陈端度对饶宗颐教授的污蔑之词》一文和郑炜明先生《真的假不了：饶宗颐先生的生平、志节和学术举隅——兼为饶宗颐先生辩诬》一书有翔实的剖析，能够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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