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9｜对话美国前气候特使斯特恩：希望能达到新的气候资金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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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

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改动结构条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次会议（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正式拉开帷幕。

韶光倒转到九年前的2015年12月12日，巴黎联合国气候改动大会（COP21）的终究一天，全体会议厅里，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冷静地论述着当天的方案——那一天将以经过《巴黎协议》为终究方针。

时任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坐在那个大厅里，他忽然意识到，这项旨在促进全世界一起应对气候改动要挟的里程碑式协议，要完结了。

“那一刻，我不由哽咽了。”他回想道。

该怎么描绘这个进程？是巴黎大会日夜严峻商量、争辩和游说的14天；是2011年南非德班会议建立巴黎商洽使命后，不断预备和调整战术的4年；是中美领导人2014年在北京宣告前史性的《中美气候改动联合声明》；是2009年斯特恩作为奥巴马政府首席气候代表后带领团队在气候商洽桌上与各方竭尽全力的7年；是从1995年榜首届《联合国气候改动结构条约》缔约方会议起，世界各国为到达一项详细、有用、可操作的气候协议而极力行进的1/5个世纪——而这全部，总算在巴黎的冬日看到了作用。

《巴黎协议》终究得到了171个国家的签署，建立了清晰的方针：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极力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每个缔约国根据本身国情，自定减排方针和举动方案。

从内容和规划上来说，这是一项极难到达的协议。此前绵长的20年里，每一届气候大会都在以此为方针进行商洽，但一向难有打破性的作用。1997年，COP3经过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采纳举动减少排放，但并没有为展开我国家设定强制性许诺。这种“自上而下”的减排机制引起发达国家的情绪遍及消沉，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更是在2001年便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影响美国经济展开”和“展开我国家也应该承当减排职责”为由拒不参与其间。

2009年的COP15更是被视为有史以来不合最为严峻的大会之一。卡内基世界和平基金会点评称，这次会议乃至连“逗号”都算不上，顶多是个“冒号”——意思是“现状总结”加“请听下文”，寄期望于未来能够到达有约束力的法令文件。

也是在那一年年头，斯特恩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为该国首位气候改动特使。那时，他没有设想过《巴黎协议》构成的或许性。他告知汹涌新闻（www.thepaper.cn），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商洽中，他极力保证协议能够一起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展开我国家，打破《京都议定书》中的“防火墙”，获得更遍及的全球参与，却亲自参与和见证了终究紊乱的收场。

作为中美气候商洽的重要参与者，斯特恩也一向致力于推进中美两边气候协作联系的展开，并与我国前气候特使解振华缔结了杰出的私人联系。“他很有力气，但又很诙谐。”斯特恩如此点评自己的商洽对手。他以为，当两边能够真实倾听对方的定见，并企图站在对方的视点看问题时，协作会变得愈加顺畅。

2013年4月，中美气候改动作业组建立。2014年，《中美气候改动联合声明》宣告，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标明，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极力，致力于到达赋有大志的协议，表现一起但有差异的职责和各自才能准则，这给次年的巴黎商洽注入了很大的决心和动力。

《巴黎协议》是一个要害的开端。在杂乱、动态的世界利益格式中，这样一份来之不易的多边主义交际作用既是成功的，也是软弱的。2024年11月6日，曾宣告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的前总统特朗普二度中选；此前他曾称就任后将再度退出该协议。

在《巴黎协议》行将迎来10周年之际，本年10月，斯特恩编撰的《到达巴黎气候协议：怎么完结、为何重要及未来展望》（Landing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How It Happened,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Comes Next）一书正式出书。他也在新书出书后第三次接受了汹涌新闻专访。

他在采访中详细回忆了自己在《巴黎协议》签署前那七年的作业与心路历程，以及所阅历的中美气候商洽进程。他呼吁，人类正站在要害十字路口，2025年应当是各国拟定新的国家自主奉献（NDC）、建立新方针的一年，面向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要害节点，“咱们应当竭尽全力”。

汹涌新闻现将对话内容收拾如下，以飨读者。

抵达《巴黎协议》的路途

汹涌新闻：您为什么想要记录下这些故事？

斯特恩：由于《巴黎协议》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世界协议之一，也是曩昔百年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协议之一。

开端的联合国气候改动结构条约能够追溯到1992年，但它十分广泛，没有清晰告知各国详细该怎么做，并不是一项可操作的协议。拟定一份可操作协议的极力从1995年柏林缔约方大会开端；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未能发挥预期作用；2009年时，人们又寄期望于哥本哈根。各国20年来极力想到达一项协议，在巴黎总算获得了打破。我有幸站在了前史的中心，我想要记录下这段重要的前史。

汹涌新闻：回到《巴黎协议》之前，其时有哪些因素让您觉得《巴黎协议》是能够完结的？

斯特恩：首要，哥本哈根大会虽然很紊乱，但它仍旧有所开展。两页半的哥本哈根协议虽然未正式经过，但它轻轻削弱了发达国家和展开我国家之间的“防火墙”，使世界社会朝新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2010年，世界社会花了一整年商洽，将哥本哈根协议的中心内容扩展至30页。随后的一年更重要，由于许多国家提出要展开更大规划的举动，终究咱们在德班大会上建立了“德班增强举动渠道”特设作业组，担任在2015年前构成适用于一切缔约方的法令文件或法令作用，这为《巴黎协议》奠定了根底。

推进《巴黎协议》到达的另一要害因素是中美联系的改动。尤其是2014年两国进行了商洽，终究宣告了联合声明，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宣告了两国各自的减排方针。声明虽然简略，但它不只包含详细方针，还许诺两国将一起协作战胜或许的妨碍，这种协作精力具有严重含义。

汹涌新闻：在绵长、杂乱的极力进程中，您是否曾感到过《巴黎协议》或许无法到达？

斯特恩：2009年时，我并没有从久远的视点去考虑这个问题。其时，咱们首要忙于处理已有的商洽议题，咱们拼命跟上开展，与人们沟通，看哪些办法可行，哪些不可行，终究到达了相似哥本哈根协议的作用。

2011年之后，咱们才真实看到未来的方向。此刻，咱们有了四年的窗口期，能够争夺到达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它需求具有满意的大志，能够完结气候改动方面的要害使命。

2013年是个转折点，在当年的华沙缔约方会议上，各方就一些虽小但重要的条款到达了开端一致。2014年中美到达的协议向全世界传递了清晰的信息：这全部正在真实地发生。这在全球规模内发生了活跃影响。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都在寻求一项具有本质性内容的全面协议，因而我并不忧虑会一无所得，但我的确忧虑它内容有限——究竟一项“协议”和一项“好的协议”之间距离很大。即使到了巴黎，我仍然有疑虑。我忧虑一些国家或许会寻求简化的版别，或许仅仅规则一些通明机制，而将本质内容留下日后评论。但随着商洽的推进，我逐步变得达观起来。

中美气候商洽：斡旋与友谊

汹涌新闻：您怎么看待其时的中美联系，特别是在气候改动方面？

斯特恩：我个人以为这种协作十分重要，我知道克里（美国前国务卿、首任美国总统气候特使）也支撑中美气候协作，后来顶替他的约翰·波德斯塔相同持这一态度。事实上，虽然中美在许多范畴联系严峻，但在气候改动方面，人们仍然期望两国能够建造性地协作，连续巴黎气候大会的契约精力。

我榜首次与解振华会晤是在2009年3月，其时我对他说，咱们能够将气候改动作为中美联系中的一个活跃因素，乃至是“活跃支柱”。虽然两国全体联系存在困难，我仍信赖咱们能够在气候问题上获得开展。他礼貌地倾听，但没有说是或不是。

2009年后，咱们成为了越来越好的朋友，但中美气候协作开展并不显着。我记住2014年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预备会议上，咱们十余人评论了经济、国家安全、人权等问题，一切的评论听起来都很严峻。在气候问题上，咱们更是从来没有到达过一致。解振华和我都持相同的观念：我国想要X，而美国期望Y，X和Y彻底不相同，要找到弥合差异的办法并不简单。

汹涌新闻：您说到了与解振华先生的友谊，这种联系对两边商洽有何协助？

斯特恩：商洽人员首要有必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解振华需求重视我国的中心态度，我在美国也是相同。但是，假如两个人能互相赏识、信赖并真实地倾听对方，测验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就更有或许找到平衡点。

一开端知道解振华先生，我就对他形象很好。他是一个有力气的人，也十分诙谐开畅，总是达观爱笑。咱们刚开端时沟通特别多，2009年咱们见了六次，尔后每年咱们都见三四次，由于咱们在为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做预备，得常常碰头。

我记住有一次是在华盛顿，会前咱们俩站在会议室里谈天，我讲了一个关于我两个孩子扎卡里（Zachary）和本（Ben）在车后座争持的趣事。扎卡里想去面包店吃午饭，而本不乐意，终究扎卡里退让了，但他提议晚餐要由他决议。本答复道：“我赞同午饭，但晚餐我不认同。”我所以对妻子说：“本肯定是跟解振华学会了商洽技巧。”

解振华听完后哈哈大笑，他一旦觉得风趣或许愤恨的时分，脸就会泛红。他用中文回应我说：“不不，他是跟他爸爸学的！”这些细节很难精确描绘，但有时分你就会有那种直觉，感到自己和对方很投合。

汹涌新闻：这样的友谊在交际联系中常见吗？

斯特恩：这样的友谊不常见，但也不是闻所未闻。事实上，我在交际界的确有一些好朋友，不算多，其间一个便是解振华。

还有一次阅历很有含义。2007年，咱们正在和首要经济体论坛的17个成员国商洽一份联合声明，会议在意大利的拉奎拉举办，咱们在前一天仍未敲定一切要素，基本内容虽已完结，但离正式协议还有一步之遥。当晚咱们与各国气候部长开会，企图处理终究的不合。

会议开端前，解振华把我叫到一个小房间，告知我欧盟的一些国家正推进到达一项协议，方针是在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现在咱们现已在评论2050年净零排放，但在其时，50%现已是十分大的跨步）。解振华对我说，我国现已做过测算，这一方针对我国而言会发生严重影响，无法赞同这样的条款。我其时答复他：“那么我不会在会议上向你施压。”

我身边的许多人都说，你怎么能这么做？你应该对他施加压力，企图争夺这个方针。但是，我以为那样做没有含义，我当然能够尽我所能向他施压，但他仍不会赞同。这个对话发生得十分快，我出于天性地说，好，我不会诘问这个问题了。我信赖这对咱们的联系更有利，对全局问题、中美联系更有利。

解振华过后屡次跟我提起这件事，直到巴黎他都告知我，这对他而言含义严重，意味着我在倾听他、企图了解他的态度。这不代表我抛弃了美国的态度，而是尊重他的观念。

上一年我在迪拜再次见到解振华，多年后的再次碰头，我仍然感到他是一个十分真挚仁慈的人。

全球气候举动的未来

汹涌新闻：您以为，美国大选后的领导人改动将怎么影响全球气候管理？

斯特恩：特朗普的再次中选或许会让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议》。他或许会大力支撑化石燃料工业，特别是石油和煤炭的出产，这对全球气候举动将是极大的削弱。假如美国汽车公司因而而抛弃电动车的研制，那么它们将在未来几年里失掉全球市场份额。

咱们正走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路途上。若美国领导层坚决支撑气候议题，会给全球带来一种活跃的压力，比方奥巴马政府时期，领导人屡次在世界会议大将气候改动作为重要的交际优先事项；而特朗普再上台，其他国家或许会默许气候问题不会再在这些会议上被提及——由于特朗普乃至不觉得气候改动存在——这会极大削弱全球气候举动的才能。

好消息是，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许多新的安排建立起来，比方“We Are Still In”，这个安排的成员横跨红蓝各州，包含许多商界首领、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标明他们仍然支撑《巴黎协议》的方针。彭博社的创始人迈克·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加州前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还进行了另一项极力，他们盯梢了各州、市政和水务公司等国家以下层面的减排作业，发现即使在缺少联邦层面支撑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州和当地在极力完结减排方针。

此外，拜登总统的《通胀减少法案》（IRA）也是美国前史上最重要的气候改动立法之一。该法案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出资，其间许多直接流向了红州（传统上支撑共和党的州），支撑了当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为民众带来了就业机会。即使有些人支撑特朗普，他们也不肯失掉作业。这些改动意味着气候举动不会因领导层的改动而中止，但假如有一位坚决支撑气候议题的总统，这一极力将会愈加微弱和有用。

汹涌新闻：您能谈谈对COP29大会大即将评论的气候资金问题的观点吗？

斯特恩：本年的缔约方大会上，评论的焦点之一将是资金问题。根据《巴黎协议》，发达国家许诺在2020年前每年供给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撑，虽然完成得有些晚，但我以为在2023年总算到达了许诺。这一资金支撑将持续到2024年，之后将设定新的方针，但资金量不会少于每年1000亿美元，这是两边商定的根底。

关于未来的资金需求，有些人以为每年需求1万亿乃至2万亿美元。这些数字并非毫无根据，由于假如全球要完结应对气候改动的方针，包含前进抗灾才能、推进绿色革命以及其他真实能让咱们走上正轨的作业，的确需求巨额资金。不过，这从未被归入现有的商洽结构中。

我以为要从两个不同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榜首层面是从头确认1000亿美元之后的详细数字，或许会是1250亿、1500亿、乃至1750亿等，这是一个可控的规模。另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是简直彻底在《联合国气候改动结构条约》（UNFCCC）之外的资金变革，由于UNFCCC并没有直接的金融权利。

咱们能够从曩昔几年G20的相关陈述中了解或许的变革方向，尤其是上一年秋天在印度G20会议上发布的《三重议程》陈述，提出了对世界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的根本性变革主张，例如不只要更多有利地势用财务才能发放贷款，还要使用这些资金下降私营部门出资的危险，以招引私营部门资金来支撑气候举动。

我期望COP29至少能在榜首个层面上到达新的资金许诺，一起也推进与其他组织协作，以满意更高的全球需求。不过，我并非商洽代表，此次去巴库是应阿塞拜疆的约请，参与世界参谋委员会的会议。

汹涌新闻：您怎么回应那些以为咱们或许永久无法完结《巴黎协议》所设定的气候方针的人？

斯特恩：我以为要完结1.5摄氏度的方针或许的确越来越难，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寻求的方针。假如无法到达，那么尽或许挨近它也是有含义的，1.6摄氏度比1.7摄氏度好，1.7摄氏度比1.8摄氏度好。

虽然咱们还没有彻底走上正确的路途，但已有了明显前进，新能源技能的展开和本钱的快速下降，让咱们看到了期望。现在，太阳能现已成为全球最廉价的电力来历，尤其是在非洲这类具有极佳太阳能资源的区域。我以为，最大的应战在于政治志愿，特别是化石燃料职业往往推进方针向晦气的方向展开，由于他们期望持续出产石油和天然气以获取利益。

2025年将是各国拟定新的国家自主奉献（NDC）和新方针的一年，这对2035年之前的气候举动至关重要。假如到了2035年，咱们仍未到达预期的减排作用，那么完结2050年的中期方针将愈加困难。

（实习生刘卓尔、潘美竹对本文亦有奉献）

汹涌新闻首席记者刘栋实习生陶天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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